1998 年的 2 月 5 日，一场小型聚会正在美国加州的 VA 研究中心举行，与会的人包括了 Eric Raymond、Larry Augustin 等人还有通过电话参与的 Jon “maddog” Hall。正是在这场会上，大家同意了 Christine Peterson 女士提出的用“开放源代码”（Open Source）一词来替代容易在英语人士中引起歧义的“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一词，而表达的是同样的软件和意思，却更方便理解更容易获取更多支持。从那一天开始，“开源”正式诞生，而今年二月正是开源运动发起二十周年！
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开源运动的意义，很多人都给过我自己的想法。而2012年到2014年之间我写了很多对开源理解的文章，比如《对开源社区中商业参与的思考》，还有《回顾中国的开源浪潮》以及这篇，现在读来感觉还是太幼稚了。我想趁着正值开源二十周年之际，不妨结合其他人的思考再加上我自己近期的思考放在这里吧。此文不能用“以飨读者”一词，有任何错漏和思维不周之处，欢迎指正出来。
社群——庶民的联结
开源的成功（毫无疑问是成功了！），得益于自由软件运动的成功，更得益于传承更久的赛博（cyber）社群文化的成功。在此之前 Richard Stallman 发起自由软件运动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种社群文化的传承。
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应用，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联结（bonding）了起来，让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自由的表达，自由的传递，进而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统一的集中化的机构（如政府、政党或企业）对个体的控制和压抑。毕竟原子化的个体更容易统治，但是联结以后的人则会爆发巨大的能量。这种自由影响到软件开发领域，让软件不再是冰冷的生产力工具，它也成为了人们表达和捍卫自由的工具，成为了对抗统一的集中化机构对自身自由侵犯的武器。当普通人利用赛博空间（Cyberspace）联结起来以后，就形成了社群，社群不仅是新的社会关系，更塑造了新的生产关系。RMS 的创举某种意义上正是发现并利用了这种社会潮流，以及既已存在的社群基础，并将这种运动起名“自由软件”。
但是社群有个天生的缺点，当参与者变少或者形成一定内部文化氛围以后（比如精英化），具有很强排他性，并会造成“回音室效应”。导致社群文化越来越极端，越来越难以听到新的观点或吸引新人加入，甚至出现了独裁者，本来自由的表达被强大的社群文化压制，可以算是“多数人暴政”。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历史上的“凯撒之死”。鄙人认为如果不是当年的精英化（大教堂模式），也不会导致 GNU Hurd 内核一直不如 Linux 内核，以至于 GNU Hurd 现在都只能支持 32 位架构和十几年前的老硬件。
当 Linux 内核开始开发的时候，正是自由软件运动风起云涌影响渐强的时候（都影响到芬兰了），也恰恰是刚好开始出现精英化的时间节点。Linux 初期的成功很大程度是扬弃了业已存在的精英化，打破藩篱让更多人参与开发过程。所以现在很多开源项目，都很重视新人的培养和引入，降低新人加入的门槛。打破精英化的藩篱不仅是“市集模式”的成功，更是一个开源项目社区能够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商业力量的推动与掣肘
“Open Source”一词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Free”一词的多意性，而这样的好处是更加商业友好。商业进入自由软件社群的一大好处是极大消抵了业已存在的精英化，以及某种程度的反商业化，更容易打破藩篱。但是存在一个风险，那就是会彻底毁掉社群，因为商业天生有向垄断发展的趋势，会有集中化的趋势，这与社群的自由意志格格不入。
对开源运动来说，初期商业的加入具有极强的推动作用，但后期就会成为开源发展的掣肘。这就如同是给家用轿车装上了飞机的喷气引擎，可是这具引擎耗油大也不容易控制，起步阶段确实加速快，但是弯道却会造成驾驶失控。从目前来看，商业对开源的推进作用依旧明显，特别是大公司的推动作用现在依旧是开源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我悲观的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公司对开源文化（这里主要指开源社群）的破坏作用开始显现，并会很大影响社群的自由，进而危害开源运动。所以如何平衡商业在开源中的推进作用与它带来的阻碍，合理规避风险，依然是目前需要研究和实践的地方。
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开源商业模式”，有人推崇红帽的订阅服务收费模式，有人推崇直接卖软件收费模式，还有人推崇后期服务收费模式，或者是应用开源软件的服务收费（比如安装、培训或法务），这里不一而足。我认为讨论“开源商业模式”是个伪命题，因为开源只是引入了新的开发模式，而不是新的商业模式；所以只要不违反开源许可证，任何对促进商业发展，简言之就是能赚钱的商业模式都可以使用。而过度追求“开源商业模式”不仅可能很难赚到钱，甚至会走到某种莫名其妙的偏路上去，比如前两年方兴未艾的“国产操作系统”。我倒是认为与其标榜“国产”，不如踏踏实实做好产品，直接卖产品或者利用产品周边服务赚钱。当商业不再推动开源，甚至走向崎途的时候，那么还不如没有呢。
当我们把”开源“歪曲成一种商业模式的时候，其实是逃避了道义责任而只关注软件的知名度和商业利益，这也正是 RMS 的文章《为什么说开源漏掉了自由软件的要点》攻击开源运动的一点。当开源变成一种商业模式，就开始进入只关注成果的精英化甚至独裁化，这与社群文化背道而驰。
融合而非排斥，分权而非集权
很多人会标榜自己爱好的是“自由软件”，而不是“开源软件”，甚至称推崇开源的人为“开源派”（不是 Pie，不能吃！），并以鄙夷反对的表情和态度对待。我认为这种分敌我斗争的模式，与文革无异！实践之后我认为，在任何社群里最重要的是融合，而不是排斥。只有充分融合才能避免社群内部的精英化，避免”回音室效应“；充分融合就是加强人与人的充分联结，更多的联结就能产生更多成果，对整体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同时我也很同意跨社群的融合，只有更多跨社群甚至跨技术的融合，才能更快的将技术产品转化为对人们社会生活有利的产品，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里的核心依旧是促进联结！融合并不代表一味宽容，对影响社群发展，影响社群自由的行为坚决制止，有些潜在的独裁行为和精英化也要尽早扼杀在摇篮。
同时也要看到正是因为更多的融合，造成了力量更加均衡，理想来说也抑制了集中化的独裁产生。这样也就达到了分权制衡的目的，促进了社会的去中心化，而我认为这也是开源运动这 20 年来的一项重要成果。
自由、去中心化——创新的驱动引擎
回顾 20 年开源运动，无数人前赴后继持续贡献，产生了大量的开源产品，为社会整体创新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当我们说”开源是创新的驱动引擎“的时候，其实隐藏着是对开源运动实质的肯定。开源运动的实质简言之就是”自由·协作·创新“，这三个字非我原创，这三个词出现的1998年恰好也是开源运动提出的时候，而”自由、协作、创造“这三个词其实是清华大学阿卡小组（AKA）的 Slogen。清华阿卡小组曾经在校内和社会上宣传和推广自由软件，可以说是中国早期开源精神的真正传承者！我认为”自由、协作、创造“这三个词已经非常准确的反映了开源运动的实质，为了读着舒服我将最后一个词改成了”创新“：
- 自由意味着社群文化的核心。正如上文所言，因为人内心的自由诉求，才会有社群的产生和发展；
- 协作是社群充分联结以后的工作模式（这和现在 GitHub 上的开发模式多么符合），实际上20年代60年代在美国军工校联合体里就已经出现了跨界协作模式。这种协作的特点是去中心化，即没有一个集中式的机构来协调工作，分配资源，通过即时组建的灵活组织（ad-hocracy）人尽其才，最大化利用人的主观能动性爆发最大生产力。
- 创新则是协作之后的成果，这些成果又促进了自由的融合，完善协作模式，吸引更多新人加入社群，促进更多联结。
简言之：人本的自由诉求，驱动了社群的建立，并催生了去中心化的协作，产生了新的产品。并反过来更推动自由的发展。
曾经的 MIT 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一定会产生一个”技术乌托邦“，社会更加扁平化，进而全球化，也会使控制更加去中心化。开源的 20 年，恰好反映出来人们正在逐步向着这个技术乌托邦的方向进发。
展望未来，初心不改！
诚然，乌托邦是不存在的，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乌托邦都是虚幻而不可能实现的。当我们谈论”技术乌托邦“的时候往往也是将现实理想化以后的结果，然而现实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不可控因素的。开源未来的发展依然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就连开源业已依赖的自由，也日益被各种权力机构或大公司削减。开放源码促进会（Open Source Initiative）网站上一篇纪念开源 20 周年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
In the third decade of open source, we will rediscover software freedom. We allowed ourselves to be divided—the free software and open source communities—and pretended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but there is not. They are both expressions of software freedom and we’re going to rediscover that in the next 10 years because we will be forced to solve problems with new models: cloud comput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manipulation of Big Data, Blockchain, 5G, etc. As we solve those problems we will discover that it is vital to go back to the Four Freedoms, ensuring software is free to use, that it is open to study, that it may be freely changed, and that it may be equally distributed.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真的很受鼓舞。开源 20 年，虽然提出”开源“这个词只是为了避免英文”free“的多意性，但是其根本意图依然是捍卫人的自由权益。20 年前参与那场小型聚会的人们，这 20 年来依然战斗在争取人类数字人权（Digital Rights）的最前线，很多人早已白发仓仓却膝下无子（没错，我说的就是 Eric Raymond！），依然不断写代码写文章。
正如这段话所言，我对开源运动未来的发展的预测也大同小异。希望开源运动能够”找回初心“，想想 20 年前提出开源时候的初衷，想想引入商业参与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推进自由，想想技术进步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我希望开源可以让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普惠更多人，让更多人有自由的表达，让世界更加和谐平等。
我希望以后不会再有”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的区别，最终能够融合在一起，所有人一起协作，为人类自由权益而奋斗！
参考资料：
《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 2013-5, [美]弗雷德·特纳, 张行舟等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非常感谢比尔盖子推荐给我这本书，真的是受益匪浅！
《大教堂与市集》, 2014-5, [美]Eric S·Raymond, 机械工业出版社 。ESR 这本书基本上是必看的了吧，可以看看早年我写的中文译版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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